---


近年来,武汉地区民间借贷纠纷中“套路贷”与失信惩戒交织的案件明显增多。不少借款人因一笔看似普通的借款,被层层叠加上去的“服务费”“违约金”“复利”推入失信名单,直至诉讼才揭开真相。这类案件的核心争点,往往不是本金该不该还,而是复利究竟能保护到哪一步,以及被错误列入失信名单的当事人如何完成信用修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各区法院近三年审理的多起案件,已逐步勾勒出这一问题的裁判轮廓。


湖北某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一起执行异议之诉颇具代表性。当事人张某系武汉一家小型建材经营部的负责人,2019年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某信息咨询公司实际控制的出借人借款80万元,合同名义利率为年化12%。但是在实际履约中,出借人通过“砍头息”、关联公司收取“咨询费”、逾期后按日计收复利并滚动计入本金等方式,使张某在两年内被主张的欠款膨胀至210余万元。2022年,出借人依据一份经过公证的还款协议申请强制执行,张某因未履行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经营部的招投标资格随之丧失,生意几近停摆。


张某委托律师后,代理人并未急于申请信用修复,而是先调取全部银行流水与合同文本,发现所谓“咨询费”实为变相利息,且复利计算方式将已计入本金的利息再次计息,属于典型的“利滚利”叠加。律师随即以执行依据存在重大瑕疵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主张涉案借款合同部分条款因违反《民法典》第680条关于禁止高利放贷的规定而无效,并要求对复利部分不予保护。法院经审理认为,出借人通过关联主体收取费用规避利率上限,且复利计算基数包含已依法不应支持的利息,实质上突破了司法保护上限;同时,出借人以“软暴力”催收手段施压,具有“套路贷”特征。最终判决仅按本金加年利率15.4%计算合法本息,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判决生效后,律师凭借生效文书协助张某向执行法院申请纠正失信信息,法院依法将其从失信名单中删除,经营部资质得以恢复。


此案的价值在于,它把“失信修复”与“复利保护范围”这两个看似分属执行程序与实体审理的问题,放进了同一个诉讼框架内解决。从法律逻辑上看,复利的保护并非一概而论,而应受三重边界约束。其一是合同效力边界。依据《民法典》第680条,禁止高利放贷,借款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出借人以“服务费”“咨询费”等名目变相收取的费用,应纳入综合融资成本一并审查。其二是利率上限边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解释确立了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上限的规则,复利即便在合同中有约定,其计算基数亦不得包含已超出上限的利息,否则构成对上限规则的架空。其三是刑事违法性边界。一旦借贷行为被认定具有“套路贷”特征,即虚增债务、制造违约、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则相关合同条款因违背公序良俗或涉嫌犯罪而不受民事保护,此时讨论复利已无意义,关键在于通过刑事报案或民事抗辩否定其合法性基础。


【摘要】本文以一起由武汉律师代理的典型“套路贷”执行异议之诉为切入点

对武汉追债律师而言,这一裁判思路提供了清晰的执业指引。代理借款人一方时,应当确立“先破刑事、再议民事、后促修复”的递进策略:第一步固定“套路贷”证据链,包括资金流水、关联公司收费凭证、催收记录;第二步在民事程序中主张复利计算基数违法、综合成本超限;第三步才是以生效裁判为依据申请信用修复,避免在实体争议未决时贸然申请而被驳回。代理出借人或债权人一方时,则须提前审视复利条款的合规性,确保计息基数不含违规费用,否则一旦进入诉讼,不仅复利不保,还可能因“套路贷”认定而丧失全部利息乃至面临刑事风险。


信用修复不是对失信行为的纵容,而是对错误惩戒的纠正机制。当复利的合法性边界被厘清,失信名单的适用也应回归其制度本意——惩戒的是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而非因违法高息被推入债务陷阱的受害者。武汉地区法院在上述案件中的裁判取向,实际上传递了一个信号:司法既要保护合法债权,也要为被“套路”的借款人留出纠错通道。对律师来说,把复利保护范围讲清楚,把失信修复路径走通,才是对当事人最实在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