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债转股、以物抵债与民间借贷凭证经常在同一笔商事往来中交叉出现。武汉某建筑劳务公司诉某置业公司工程款纠纷一案,因涉及以物抵债协议效力、债转股安排落空后的债务恢复以及欠条与借条的性质认定,成为近年武汉地区较为典型的复合型债权争议。该案由湖北某律师事务所代理劳务公司一方,核心争议最终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情大致如下:劳务公司自2019年起为置业公司开发的项目提供劳务分包,累计工程款约4600万元。2021年结算时,置业公司资金链紧张,双方签订以物抵债协议,约定以项目内12套商铺抵偿1800万元工程款,同时置业公司出具一张载明“今欠到工程款2800万元,于2022年6月前结清”的欠条。此后,置业公司又提出将剩余债务中的1000万元转为劳务公司对置业公司新设项目公司的股权,双方签订债转股框架协议,但股权迟迟未完成工商变更。2022年底,劳务公司持欠条及以物抵债协议起诉,要求置业公司支付2800万元及利息,并主张以物抵债商铺未过户、债转股未落地,相应债务均应恢复原状。置业公司抗辩称,欠条所载金额已部分被以物抵债和债转股安排取代,且欠条不是借条,不能单独作为借贷关系成立的凭证,诉讼时效亦应从以物抵债协议签订时重新计算。


一审法院部分支持了劳务公司请求,但对债转股失败后的1000万元是否自动恢复为金钱债务存在分歧。二审湖北高院明确了几点:其一,以物抵债协议属于实践性合同,抵债物未交付或未办理权属变更的,原金钱债务不消灭,债权人有权主张继续履行原债务;其二,债转股框架协议未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目标公司未实际取得股东资格,债转股未生效,相应债务同样不因框架协议签订而消灭;其三,欠条虽非借条,但欠条系债务人就既存工程款债务出具的结算性凭证,其证明的是基础关系而非借贷合意,置业公司不能以“不是借条”为由否定债务存在。最终,法院判令置业公司支付扣除已履行部分后的工程款及相应利息。


本案的实务价值,集中体现在欠条与借条的区别上。借条通常产生于借贷合意,是出借人交付借款、借款人负担还款义务的直接凭证,持有人一般无需就基础关系另行举证;欠条则往往是对既存债务的结算确认,其背后可能是买卖、工程、劳务、损害赔偿等多种基础法律关系。持有人持欠条起诉时,法院通常要求其说明欠条形成原因并提交基础合同、结算单、履约记录等佐证。换句话讲,借条侧重证明“借贷关系成立”,欠条侧重证明“债务数额确认”。在武汉地区法院的审判实践中,这一区分直接影响举证责任分配和诉讼时效起算:借条未载明还款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欠条若系对已到期债务的结算,时效通常从欠条出具之日起算。


对企业和法务人员而言,本案的启示有三。第一,以物抵债协议务必约定“抵债物未交付或未过户时原债务自动恢复”,并明确抵债并不构成债务更新,避免债务人以“已达成抵债安排”为由拖延履行。第二,债转股安排应设置明确的生效条件和失败回退条款,股权未完成变更登记前,原债权不应被视为消灭,必要时可要求债务人就债转股期间的债务恢复提供担保。第三,工程款、货款等既存债务的结算凭证,应尽量写明基础法律关系、结算期间和款项性质,仅写“欠条”二字虽不影响债务成立,但会增加债权人的举证负担。凭证形式的选择看似技术细节,实则关系到债权实现的路径与成本,在债转股、以物抵债等复杂交易结构中尤其值得审慎对待。


债转股与以物抵债交织下的凭证之争:从一起武汉工程款纠纷看欠条与借条的法律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