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良资产处置的实务链条中，抵押权人往往面临一种尴尬境地：债务人名下唯一具有变现价值的财产已被在先设立的抵押权锁定，而自身债权虽有抵押担保，却因顺位在后或抵押物被他人首封而陷入"有抵押、难处置"的僵局哟。以物抵债作为替代性清偿方案，本可成为破局工具，但若操作不当，反而可能引发执行异议、第三人撤销之诉乃至再审程序。近三年来，法律圈围绕"以物抵债协议能否排除强制执行""抵押权人接受抵债后原债权是否消灭"等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武汉地区作为中部金融资产集聚地，相关追款律师团队的处置策略尤其值得关注。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曾刊载一起典型的以物抵债与抵押权冲突案例。某资产管理公司（下称"资管公司"）受让银行对某置业公司的债权，该债权以置业公司名下商业房产设定抵押。在资管公司申请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某建材公司以其与置业公司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并已实际占有案涉房产为由，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排除执行。一审、二审法院均支持建材公司异议，认为抵债协议签订在先且已交付占有，资管公司的抵押权不能对抗。资管公司委托武汉某专注债务追讨的律所团队申请再审。代理律师梳理出三个核心争点：其一，案涉抵债协议签订时，抵押登记已办理，建材公司作为商事主体未尽合理审查义务，不构成善意；其二，抵债协议仅产生债权效力，未办理过户登记，不能产生物权变动效果，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其三，置业公司与建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抵债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涉嫌恶意串通损害抵押权人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再审采纳了代理意见，撤销原判，驳回建材公司的异议请求。该案的意义在于明确了以物抵债协议在未完成物权公示前，不能对抗已登记抵押权人的执行申请，为同类案件提供了裁判指引。


从法律分析层面看，该案触及《民法典》第406条抵押财产转让规则与第414条抵押权顺位规则的衔接适用。以物抵债协议本质上是债务清偿方式的一种约定，其效力限于债权层面。抵债协议能否排除执行，关键在于受让人是否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或第29条规定的要件，即是否在查封前签订合法有效书面合同、是否已合法占有、是否已支付全部价款或按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交付执行、是否非因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本案中建材公司虽占有房产，但未支付合理对价且未办理过户，不符合排除执行的实质要件。对于抵押权人而言，即便顺位在先，也应在发现抵债协议存在后及时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或申请再审，避免抵押物被错误解封。武汉追款律师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通常会在执行阶段同步启动"三步审查"：核查抵债协议签订时间与抵押登记时间先后、核查抵债价格是否公允、核查占有人与债务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此构建排除执行的抗辩链条。


该案对行业启示颇深。其一，抵押权人接受以物抵债时，应优先选择通过法院裁定抵债或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拍卖变卖流拍后抵债，避免私下签订抵债协议带来的效力争议。其二，追款律师在代理抵押权人时，需将"抵债协议审查"前置到贷后管理阶段，定期排查抵押物占有状态，发现异常占有时及时固定证据。其三，对于债务人以抵债方式转移资产的行为，可结合《民法典》第154条恶意串通规则主张协议无效，或依据第539条行使撤销权。以物抵债不是逃废债的避风港，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应得到实质性保护。


以物抵债困局中的抵押权突围：从一起最高院再审案看武汉追款律师的处置策略

在不良资产处置的博弈中，以物抵债与抵押权的冲突本质上是债权平等原则与物权优先效力的张力体现。武汉追款律师的实务经验表明，抵押权人唯有在贷前审查、贷后监控、执行异议应对三个环节形成闭环，才能在抵债迷局中守住优先受偿的底线。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更不保护试图以形式合规掩盖实质不公的抵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