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虚假诉讼律师视角：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困境与实务突围

虚假诉讼与诉讼时效中断，本是两个独立的法律议题，却在近年武汉地区的司法实践中频繁交汇，形成一类颇具争议的案件形态。当事人一方以虚假诉讼手段获取生效裁判，再据此主张权利或对抗他人债权，而被侵害方往往在数年后才发现真相。此时，诉讼时效是否已经届满、中断事由能否成立，成为决定案件走向的关键。笔者结合武汉追债律师团队代理的一起典型案件，梳理其中的法律逻辑与实务要点。

一、真实案例：一笔被“确认”的债务如何复活

2021年，武汉某建材公司（下称“建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被武汉某贸易公司（下称“贸易公司”）起诉至某区法院。贸易公司提交了建材公司盖章的《对账单》及《还款承诺书》，主张建材公司拖欠货款380万元。建材公司因内部管理混乱未出庭应诉，法院缺席判决支持贸易公司全部诉请。2022年判决生效后，贸易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建材公司账户被冻结。

2023年，建材公司更换管理层后核查发现，贸易公司提交的《对账单》系伪造，公章印文与建材公司备案公章存在明显差异，且所谓“送货单”上的签收人从未在建材公司任职。建材公司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以虚假诉讼为由申请再审。2024年，武汉中院再审认定贸易公司构成虚假诉讼，撤销原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请。

但是，事情并未结束。2025年，贸易公司又以同一批“送货单”为依据，另行起诉建材公司，主张2018年至2019年期间的货款。建材公司抗辩称，贸易公司在前案中已主张过该笔债权，前案被撤销后，其再次起诉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贸易公司则主张，前案起诉行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时效期间应从再审判决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二、争议焦点：虚假诉讼能否产生时效中断效力

本案的核心法律问题在于：当事人以虚假诉讼方式起诉，被再审撤销后，该起诉行为是否属于《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提起诉讼”，于是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武汉追债律师团队在代理建材公司时提出，诉讼时效中断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权利人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权利，表明其并未怠于行使权利。而虚假诉讼本身是违法行为，行为人并非真诚主张权利，而是意图通过欺骗法院获取非法利益。若认可虚假诉讼的时效中断效力，等于变相鼓励当事人通过违法手段规避时效限制，与诚信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相悖。

再审法院采纳了这一观点，认为贸易公司在前案中的起诉行为因虚假诉讼被撤销，自始不具有合法主张权利的性质，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贸易公司再次起诉时，距其实际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已超过三年，且无其他中断事由，故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三、实务延伸：武汉地区虚假诉讼认定的裁判倾向

结合近年武汉地区法院的裁判文书，可以发现几个值得关注的倾向。其一，对于“单方伪造证据型”虚假诉讼，法院审查力度明显加强，尤其关注证据形成时间、公章真实性、当事人到庭情况等细节。其二，对于虚假诉讼被撤销后再次起诉的情形，法院倾向于从严把握时效中断的认定，避免程序空转和司法资源浪费。其三，在追债类案件中，若债权人曾以虚假诉讼方式主张权利，其后续维权行为的诚信度会受到质疑，举证责任亦可能加重。

四、对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双向启示

对债权人而言，试图通过虚假诉讼“固定”债权或“激活”时效，不仅面临再审撤销、罚款拘留乃至刑事追责的风险，还可能在后续诉讼中因时效抗辩败诉，得不偿失。对债务人而言，收到缺席判决后不应消极应对，而应及时核查证据真实性，发现虚假诉讼线索后尽快启动再审或报案程序，避免因时效问题陷入被动。

诉讼时效中断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保护真诚行权的权利人，而非为违法者提供程序庇护。武汉追债律师在实务中反复强调，时效管理应当建立在真实、合法、可追溯的权利主张基础上。无论是发送催收函、提起诉讼还是申请仲裁，只有真实的权利行使行为，才能产生法律预期的中断效果。虚假诉讼或许能一时得逞，但终究无法穿越再审与时效双重审查的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