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民间金融的版图上，企业间资金拆借早已不是新鲜事哟。但当一笔经由公证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借款合同，遭遇债务人以“互负债务”为由主张抵消时，法律的确定性便与商业逻辑的复杂性正面相撞。2024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将这一矛盾推至台前：一家建筑公司向一家贸易公司拆借资金3000万元，借款合同经公证并载明“自愿接受强制执行”。后因贸易公司拖欠建筑公司工程款，建筑公司单方面发函主张债务抵消，并拒绝履行公证债权文书确定的本息给付义务。贸易公司遂向公证处申请执行证书，并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建筑公司随即提起执行异议，声称债务已因抵消而消灭。


企业拆借中的债务抵消迷雾：从武汉一起公证借款案看权利救济的边界

这起案件的戏剧性在于，两个看似各自成立的权利主张——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力与法定抵销权——在同一笔资金上产生了正面冲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裁定驳回建筑公司的执行异议，理由清晰：公证债权文书所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数额确定，且当事人已在公证程序中明确放弃了实体争议的抗辩途径；债务抵消虽系形成权，但行使方式必须达到“通知到达对方”并产生实质效果，而建筑公司在公证程序启动后、执行证书出具前的单方发函，既无法改变公证文书的既定，亦不能阻却执行程序的依法推进。该裁定随后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


这一结果在业内引发不小讨论。有律师同行持保留意见，认为法定抵销权属于实体法上的形成权，只要符合《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八条之要件，自通知到达即生效，执行程序理应尊重实体权利变动。但本案的裁判逻辑指向另一层思考：当债权人选择以公证债权文书这一高效路径实现权利时，债务人若同时主张抵消，是否应当具有更为严格的程序门槛？武汉中院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若允许债务人随时以“互负债务”为由单方抵消，那么公证制度所追求的“快速定分止争”功能将彻底虚化，债权人投入的公证成本与信赖利益也将落空。更深层的考量在于，企业间拆借往往伴随复杂的交易背景，若抵消事由在公证前已经存在，债务人本可依《公证法》相关规定提出异议或拒办公证；在公证程序终结后再行主张，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这并非孤立判例。近三年间，上海、深圳、重庆等地法院在处理类似执行异议之诉时，逐渐形成了“公证债权文书的既判力优先于后发抵销主张”的裁判倾向，但各地尺度仍有细微差别。有的法院要求债务人必须提起独立的诉讼确认抵消效力，才能中止执行；有的则允许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审查抵消事由的真实性与关联性。这种不统一，恰恰反映了制度设计的张力：一边是效率，一边是公平。对于企业的法务团队而言，本案至少提供了三点实务指引。其一，在签署借款合同时，若选择公证赋强，务必在公证谈话笔录中明确询问互负债务状况，并留存书面确认，以杜绝后续抵消争议的空间。其二，对于债务人而言，若确有可抵销的到期债权，务必在公证程序完成前、执行证书出具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债权人并固定送达证据，切勿以“口头主张”或“内部函件”代替正规送达。其三，当执行程序已经启动，债务人再行主张抵消，应当尽快向执行法院提交书面异议并附带完整证据，而非仅以函件向债权人表达意图——因为法院在此阶段的审查标准，远比实体诉讼更为严格，程序瑕疵往往直接导致实体权利落空。


回到案发地武汉，这座因九省通衢而商业传统深厚、因两江交汇而商事纠纷频发的城市，其法院在处理此类新型金钱之债冲突时展现出的司法智慧，值得关注。公证制度本是为减轻诉讼负担而生，但若成为债务人拖延履行、债权人力图捷径而共同陷入程序泥潭的起点，则背离了制度初衷。本案的裁判，实际上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公证效力不容随意动摇，但权利的救济路径始终敞开——只是它必须在正确的时空节点，以正确的法律形态出现。这既是法律对商业行为的刚性约束，也是对契约伦理的温情守护。